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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中国扶贫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举世罕见。

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全国各地的侨务部门、侨联组织积极行动，将侨务扶贫工作提上日程，远在海外各地的华侨华人也始终心系祖（籍）国，时时记挂着为家乡与故土的扶贫事业尽一份力量。今年，脱贫攻坚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如何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5月上旬，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率团赴江西省就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考察，为决胜脱贫攻坚贡献侨界力量。

抓好产业扶贫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所在。为全力推动贫困群众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江西省创新提出“选准一项主导产业、打造一个龙头企业、设立一笔扶持资金、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培育一套服务体系”的“五个一”扶贫模式。按照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各地市利用当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全面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构建起“村村有脱贫产业、户户有增收门路”的产业扶贫新格局。

江西，著名革命老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92年前，轰轰烈烈的八一起义在省会南昌打响。92年后，一场脱贫摘帽同奔小康的“脱贫攻坚战”在这里正紧锣密鼓地进行。2017年，率先脱贫在井冈山实现，决战决胜，步履铿锵。2018年，江西省贫困发生率降至1.38%，有10个县达到摘帽条件。今年江西将完成“40万贫困人口脱贫、387个贫困村退出、6个国定贫困县和1个省定贫困县摘帽”的目标任务。

“村民在园区打工，一天收入130元，一年在家门口就挣到了两三万元。”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臧湾乡仓下村，当调研组组长李卓彬常委询问村民脱贫情况时，当地村干部如是说，“村民以土地入股园区，除了有保底流转费，每年还能拿到股权分红。”

村干部所说的园区，是位于仓下村的新佳茶园基地。

走进新佳茶园基地，只见这里路成网、树成行、茶成园，4000余亩茶树碧毯铺陈，茶浪涌波，蔚为壮观。

据了解，茶园采取“村集体公司投资建设＋合作社经营管理＋贫困户参与劳动＋集体与贫困户受益”的模式，双渠道为贫困户创收增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使贫困户在多元化产业扶贫路上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一条条村道变宽了，一栋栋房屋变新了，村民的口袋也变鼓了，村里的风景也变得更美了……

仓下村的变化只是景德镇市乃至江西省推动产业扶贫，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在上饶市，调研组了解到，当地把发展马家柚产业当作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主导产业来抓。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上饶县马家柚基地已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794户、2500余名贫困人口脱贫。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键。”在康晓萍委员看来，江西省“五个一”产业扶贫新模式，激活了“造血”功能，点燃了贫困群众创业的激情。但是，她也注意到，部分贫困户仅靠单纯入股分红，没有真正参与生产经营。因而，她建议，江西省未来要更加重视产业布局，注重产业在空间上的优化布局和落地实施，使产业项目能够具体落地实施，提高产业扶贫规划的可持续性，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能够长期稳定受益。

据统计，2018年，江西省实施扶贫特色产业项目9740个，覆盖贫困人口113.28万人。带动贫困户发展种植业265.2万亩，养殖家畜107.1万头，养殖家禽7500万羽，发展水产养殖38.3万亩。

“多元化产业扶贫模式，有助于拓宽脱贫攻坚道路。”连续多年关注扶贫工作的朱奕龙委员认为，江西省产业扶贫模式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有效避免了特色农产品一哄而上、过度发展的现象。不过，他也表示，要进一步提高高新技术在扶贫产业上的应用率，“在贫困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新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贫困地区囿于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对高新技术退避三舍，只是通过外延扩大生产的方式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其产品产业是无法与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产业相竞争的，即使得到一时繁荣，也是难以持久的。”

“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完善产业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梁树森委员提出，要切实加强农业经营主体、贫困群众二者合法利益分配的指导与监管，通过法治方式强化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之间的契约关系，实现产权明晰、责任风险明确，并科学合理确定利益分配比例，及时化解利益矛盾，既保障贫困群众充分受益实现增收脱贫，又确保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合法收益，推动农业经营主体在贫困地区做大做强，持续调动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

谢文·根多委员表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政府要想办法多支持产业链，不是支持某一个项目。政府要看准完整产业链企业，给予他们一些支持，他们在贫困地区就能大显身手。

“产业扶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土地流转是提高贫困群众收入的重要经济手段。”沈敏委员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深化土地流转改革，并将其与互联网相结合，“这样既能把土地推销出去，又能把资金和好项目引进来，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流转的价格还能比以前更高。”

“在发展产业提高贫困群众的经营性收入之外，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贫困群众的技能性收入。”李胥委员表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产业扶贫不仅要让贫困群众摘掉‘穷帽’，还得让他们学会技术和本领，真正提高生活品质。”

义务教育扶贫资助工作学校校长和乡镇属地双负责制是江西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创建的一项制度，其目的在于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确保教育资助不漏一人、不错一人，做到资助全覆盖，确保建档立卡户就学子女不因贫失学。这项制度在全国属于首创。

“在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中，省里相关部门发现有些贫困家庭由于知识和能力水平有限，对如何申请的有关事项和流程并不清楚。为此，2018年2月，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江西省2018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行动方案》。”在上饶市德兴市举行的座谈会上，调研组了解到，“春季攻势”重点从制度上强化了义务教育扶贫资助政策学校校长与乡镇属地双负责保障，明确要求学校负责全面落实在校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

“德兴市各校全面落实‘双负责制’，有的地方还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双线负责制’，形成‘县教育局→学校（幼儿园）→班级→教师’‘县扶贫办→乡镇扶贫办→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的教育系统与乡镇属地双线保障机制。”德兴市政协主席刘德奖表示，落实“双负责制”，进一步压实责任，形成教育扶贫的工作合力，有助于杜绝因贫辍学现象发生，从根源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据了解，为加强贫困学生信息的比对，江西省建立完善了“江西省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管理系统”，对学生资助数据实行动态管理。省教育厅与省扶贫办共同下发《关于建立建档立卡户学生信息联合核查机制的通知》，对建档立卡学生信息实行共同审核、动态调整、定期对接，解决学生资助信息数据精准问题，2018年，比对数据量达121.8万人次。

“在‘双负责制’的推动下，全省1531个乡镇（含街办）、7583所义务教育学校都签订了责任状，确保不让一个适龄孩子因贫失学。”江西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罗丽都表示，2018年全省共发放学生资助金41.26亿元，惠及151.24万人（不含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免教科书），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7.22万人，资助金额10.54亿元。“今年4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江西‘双负责制’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单纯地提高贫困群众的人均收入，更重要的是要综合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彻底铲断贫困地区的‘穷根’。”听完介绍后，邵旭军委员表示，江西“双负责制”加大了“控辍保学”力度，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习的机会。但也应当看到，庞大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基数，给义务教育扶贫工作带来的巨大挑战。“数量庞大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数，意味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调整完善财政支出结构，统筹整合教育扶贫资金。同时，也要积极拓展教育扶贫资金渠道，充分发挥企业、个人、公益组织等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合理引导各种教育扶贫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留守儿童是当前广大贫困地区不容忽视的庞大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工作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魏英杰委员认为，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江西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大，不仅要把农村留守儿童纳入义务教育精准扶贫重要内容，而且要以中小学校为阵地，家校联动、多方发力、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切实构建起关爱留守儿童成长的长效机制，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实施。

“实施义务教育的‘精准扶贫’，必须找准义务教育存在的薄弱环节及其症结，对症下药。”在郑鈜委员看来，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素质亟待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今后一个时期，江西农村学校的‘精准扶贫’，应主要集中在与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密切相关的师资培训、图书装备水平和质量等软件建设上，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乡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在于留住人，不只是留住学生，更要留住老师。”陈式海委员表示，目前贫困地区的师资匮乏、合格教师不足，是教育扶贫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他建议，努力改善贫困地区教师收入待遇，加大中小学教师培训力度，为教师提供高层次职业发展平台，构建优秀人才激励机制，让教师能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

徐西鹏委员建议，要加强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大力推进“互联网+教育扶贫”，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资源”。

“教育是做好脱贫攻坚的根基性工作，要重视发挥教育在‘拔穷根’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王济光委员认为，加强教育不仅是义务教育，也包括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美德宣传等各种类别和形式的知识、技能、观念传授。“要积极整合优化职业教育资源，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面向就业市场调整专业设置，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等服务。还要加强‘精神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品德水准，逐步消除‘等靠要’思想，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彻底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近年来，江西省通过研制精准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标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和扶贫举措，目前已初步形成生态文明理念广泛认同、生态文明建设广泛参与、生态文明成果广泛共享的良好局面。《江西省生态扶贫2019年工作要点》提出，2019年江西省将持续释放“绿水青山”品牌的生态红利，加大生态产业扶贫力度、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推进生态工程建设、创新生态扶贫途径，不断增强林农在生态保护建设中的获得感。

5月的上饶县，树木苍翠，万亩油茶林郁郁葱葱；山脚下，一栋栋白墙黛瓦的民居鳞次栉比，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美丽。迎着日出，几个佩戴袖章的人穿梭在山林中，开始了为期一天的山林巡查，他们就是绿色守望者———生态护林员。

据了解，近两年，江西把实现生态价值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抓住国家开展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工作的有利契机，促进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生态护林员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增加了贫困户务工收入，既护好林、保护好生态，又助力脱贫致富，为贫困户开启了生态脱贫新通道，实现生态与扶贫的双赢。”上饶县县长何党生表示，贫困户被聘为生态护林员后，家里农活不耽误，种植养殖收入不减少，闲时可以在村里打打零工，生态护林员一年还能领到1万元的工资。“去年，上饶县参加生态护林员岗位建档立卡贫困户280户，发放资金280万元。”

如今，绿色生态不仅成为上饶县的“烫金”名片，也是江西省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发展主题。

“走了全国那么多地方，还是觉得江西美。这里处处天蓝水碧，空气清新，满目青翠，绿树成荫。”黄楚基委员由衷地感叹，“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江西有许多先行先试的经验，比如，暂停安排林业项目、暂停征占用林地审批；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等，都值得推广复制。”

“生态扶贫并不限于提供护林员等公益岗位。”在和向红委员看来，工资性收入、生态产业的经营性收入、生态补偿等转移性收入，都能让贫困群众从守护绿水青山当中收获真金白银。因而，她建议，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考核办法，增大生态建设工程脱贫绩效考核权重，增强中央财政资金的脱贫带动效应。同时，要积极推动上下游流域通过合作共建园区、资金补助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支持林业碳汇项目获取碳减排补偿。

“发展生态产业，面临‘周期长、见效慢、回报低、融资难’的困难。要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新思路和新举措。”刘以勤委员表示，在生态产业扶贫中，要加强种苗等基础建设，提升产品深加工水平，搭建展销平台，搞好产业风险评估，提高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推进林权抵押、林草PPP、企业自主经营等融资模式，依靠自身收益还款，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产业扶贫。

与刘以勤的建议相似，朱世增委员也表示，要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创新绿色金融扶贫模式，建立以引导性财政资金为基础、受益者合理分担、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资金筹集机制，利用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等市场化机制，扩大资金来源。“成立村级担保基金（合作社），构建绿色金融发展和风险防控机制，为自然资源产权抵押贷款提供支持，解决分散农户较难直接向银行抵押融资问题。”

“实施生态扶贫，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高杰委员表示，要着力解决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加快先进适用技术在贫困地区的推广应用；推进贫困地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大激励力度，鼓励各类人才扎根贫困地区建功立业。

“扶贫工作需要一套科学的、完整的长效工作机制。目前，针对于‘贫困县’摘帽后，扶贫政策是否具有持续性及脱贫人口会不会因自然灾害、政策调整等原因而导致再次返贫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在陈怡霓委员看来，当前生态扶贫还存在长效机制不够健全、脱贫效应有待提升、后续政策力度尚须加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通过考察，切实看到了江西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举措与坚定决心。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江西省的‘产业+就业’‘产业+金融’等扶贫模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李卓彬表示，希望各级侨联组织能够充分发挥独特优势，调动广大侨胞的积极性，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将侨界资源与当地扶贫工作精准对接、落到实处，在脱贫攻坚战中展现侨联组织的新作为，作出新贡献。